清末甘肃泾川“拔电杆”事件杂谈

清朝光绪十八年（1892年）三月，甘肃省泾川县久旱不雨。不论北塬的玉都、丰台、党原，南塬的窑店、高平、飞云、黄家铺，还是川道的泾明、城关、王村，由于整个冬天没有下雪，田野里土壤十分干燥，经冬的小麦缺少了雨水的滋润，和象棉被一样的积雪覆盖保暖，相当比例的麦苗根须裸露在外，枯萎死掉。开春返青时节，本该旺长的小麦苗稀体弱。可以预见，今年夏天的收成将严重减产。

尽管，在“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泾川县北塬区的荔堡镇问城村“白衣寺”庙会、丰台镇盖郭村“七龙山”庙会和党原镇高丰村“药王洞”庙会，一如既往，按期举办，村民们怀着比以往更加虔诚的心敬拜神灵，祈求老天开眼，普降春雨，缓解旱情；尽管，农历三月二月二十的西王母古庙会上，天南海北的信众香客和泾川当地老百姓云集宫山脚下，在西王母大殿焚香烧表、顶礼膜拜，可西王母终究未能显灵，降甘霖以拯救万民。交汇于宫山前的泾河和汭河，因长时间没有融入降雨产生的地表水，几近干涸断流。

随着雨水、惊蛰、春分节气一个追着一个地赶来，甚至清明节气早已过去多日，春播的最佳时间在一天天消逝，天空里始终不见一星半点降雨的迹象。秋田挖地三尺，没有一丝墒气，玉米等庄稼无法下种。若错过播种期，秋粮将颗粒无收。

自古以来，对于靠天吃饭的西北黄土高原上的人们来说，在油菜和冬小麦未成熟上场之前的二三月，正是一年当中青黄不接最为难熬的日子。久旱不雨的恶劣天气，致使小麦减产已成定势，且秋粮也无法按时播种。面对如此严峻的生存危机，面对食不果腹的窘迫状态，泾川县家家户户老百姓度日如年，面临崩溃。人们昼思夜想，期盼一场救命雨尽早到来。

恰在其时，朝廷降旨陕西、甘肃、山西地方主政官员，携手筹备创办兰州电报局，进而将西北地区纳入全国“电报网”。对甘肃人而言，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工程和新生事物。电报作为划时代的通信手段，自1837年由英国人和美国人发明之后，清光绪六年（1880年）中国第一家电报局津沪电报总局成立。经过十年发展，在全国范围内，东至东三省，南至山东、河南、江苏、浙江 、福建、两广，皖、鄂、川、黔、云南，隔海之台湾，属国之朝鲜，亦皆遍设，唯西北一隅阙而未备。经过陕甘总督杨昌浚上奏朝廷备案，重臣李鸿章再奏光绪皇帝，终于在光绪十六年二月初，京城派员来兰州建立电报局。根据规划，兰州电报局一经建立，自西安兰州直达嘉峪关，再连接新疆。

这个线路，走的是陕甘驿道，施工人员沿途栽上木头电线杆，在电线杆顶端安装白瓷瓶，最后架好电线，进展异常顺利。本来，这是一个利国惠民工程，谁知适逢泾川遭遇旱灾，饥肠辘辘的老百姓在向神灵求雨无果的万般无奈之际，竟然认为是架设的电线杆上的白瓷瓶吸收了天空中的雷电，导致泾川县域内天不降雨持久干旱，影响农作物生长，使本就贫困的生活雪上加霜。于是，在窑店至王村的泾川境内驿道上，施工人员栽的木头电线杆被老百姓“群起而拔之”。同一时间，在既定线路沿途，陕西境内的长武、乾州、醴泉、邠州、永寿，甘肃境内的平凉等地的电线杆也被“拆毁殆尽”。

老百姓拔毁电杆事件，震动了朝廷，陕甘总督杨昌浚扬言要将闹事者“尽杀之”。甘肃学政蔡金台认为，“拔电杆”是由于“民众愚昧”所致，对待此类事中的违反法纪者，只能杀一儆百。遵照“重在教育，从轻处罚”的原则，泾州县令贾勋想出了一个只问首犯、不办协从的折中方案。他私下叮嘱窑店（今泾川县窑店镇）参与举事的村民王万清，动情地说：“老王啊，拔毁电杆是违反法纪的，朝廷正在追究责任，你年纪大了，不如把这件事承担下来。以后若有不测，你的身后之事我一定妥善照料！”王万清感念知县的劝说，想着自己已是土埋到脖子上的人了，能用自己的一把老骨头救下乡亲们的性命，也算做了一件善事，便慷慨地答应了。次日，县衙升堂，被衙役押来跪在堂前的王万清“侃侃而谈，自认主犯，一力担之，被判斩首”。

事后，贾勋信守承诺，出资厚葬王万清，并立祠纪念。窑店参与拔毁电杆的其他百姓，对王万清主动担责，舍身救命的义举感激涕零，王公祠一直保存到解放以后。时至今日，老一辈窑店人说起王万清仍然交口称赞！

类似于泾州拔毁电杆的事，在今天的张掖、武威、酒泉等州也有发生。甚至到了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春天，兰州附近的金州（今榆中县），由于久旱不雨、祈神无效，数千名百姓抱着“犯法事小，饿死事大”的念头，将响水子至清水驿站西路沿途所有电杆一律拔除。

尽管如此，兰州电报局最终建成，西安—兰州—嘉峪关—新疆的电报线路终究贯通。

世事沧桑，泾州几变。距今132年前的有线电杆保障了有线电报的传递。电报的开通，逐渐取代了沿袭千年的六百里快马驿传文书，也方便了人们生产生活中的信息沟通。如今，进入了网络时代，曾经对西北地区传播信息起到至关引领作用的电报，完成了自己的光荣使命，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