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

1964年12月，甘肃省泾川县城北发现一处砖砌窨室，系唐代大云寺塔的地宫遗迹，出土有舍利石函一具，为质地坚硬的灰白色大理石制成。函盖盂顶形.正中刻方形界格.减地阳文隶书：“大周泾州大云寺舍利之函总一十四粒”16字。函身四周壁以纤细阴线等分划方界格，格内阴刻孟诜撰“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

甘肃省博物馆2020年12月28日百度网页称：金棺7.5、宽5.4、高6厘米，重110克；银椁长10.7、宽8.4、高9.3厘米，重350克；铜匣长12.3、宽12.3、高12.3厘米，重590克；舍利瓶高2.6、口径0.5、腹直径2.1、石函长50.5、宽49.5、高42.5厘米。此套舍利容器共5件，由石函、铜匣、银椁、金棺和玻璃舍利瓶层层套置而成。最外层为石函，由质地坚硬的灰色大理石制成，方形覆斗顶，顶上正中刻方格，内刻阴文隶书“大周泾川大云寺舍利之函总一十四粒”17字，外刻缠枝西番莲纹一周；四壁阴刻《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言》，并有参与舍利发现和奉安仪式的职官、僧众题名,共千余字，纪年为“延载元年”（694年）。第二层为铜匣，形同石函，通体鎏金，錾刻忍冬纹，盖顶嵌一银质十二瓣莲花，莲花中心镶一桃形银珠；盖与身之间背面安装二个银质合页，正面安装三个花瓣形银扣，挂鎏金铜锁钥。第三层为银椁，覆瓦式盖，通体錾刻缠枝忍冬纹，两侧各安装两圆环，底座呈长方形，四面有勾栏平座一周，空间镶嵌菱形花纹。第四层为金棺，形同银椁，棺盖及棺身用金片、珍珠、绿松石镶嵌成大莲花，周围又饰以金片组成的小莲花。银椁和金棺下面的垫座及四周贴以五瓣梅为图案的织锦。金棺内有一檀香木小隔板，置放一件白色透明的长颈、圆腹、平底玻璃瓶；瓶内装舍利14粒，形如米粒，质似珍珠，最大者径不足0.5厘米，中间有人工所穿的小孔。瓶上盖古铜色丝质小帕。

查网页，见有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杜斗城2004年11月所撰《<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的作者孟诜及其事迹》一文，对孟诜探研颇深，盖因其对释读和了解铭文历史背景有帮助，故特复制粘贴于此。其文曰：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甘肃省泾川县发现了国家级文物唐代舍利金棺，但因种种原因，当时的媒介并未宣传此事，其发表的公开报道也本末倒置，重金棺而轻舍利，至于出土的其他文物，就更谈不到了，其《石函铭》更未引起人们的重视，虽有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的录文，但录文有不少错讹，特别是对文中的武周新字，未能读识，故留下了许多遗憾，特别是《石函铭》的作者孟诜其人，更无涉及,因为此铭涉及到泾州大云寺舍利的来源等重要问题,很有必要作以重新考察。2004年冬，笔者对此《石函铭》作了进一步考察，发现其文的作者孟诜竟然见于两唐书，而且是敦煌本《食疗本草》的作者。其中意义，不可谓不大。

关于孟诜籍贯，两唐书皆载为汝州梁人。其地在今河南省汝州市，唐代以梁县为治所，明代省县入州。《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并序》明载“平昌孟诜撰”。汉、三国均设有平昌郡、县，故地在今山东安丘。北魏设平昌县，地在今河南滑县。总之，古代平昌与汝州为两地无疑。这样一来，两唐书中所记的孟诜与《大云寺石函铭》的作者孟诜是否为一人似乎成了问题。然而，两唐书中孟诜之孙《孟简传》却明载孟简为平昌人。此种情况，绝非偶然巧合，故两唐书和《石函铭》中所载孟诜为一人无疑。古人记其籍贯，常以郡望，或可能有其他原因。

孟诜，汝州梁人（地在今河南省汝州市，唐代以梁县为治所，明代省县入州）。举进士。武则天垂拱初年（685-688），迁官为凤阁舍人。《新唐书?百官志》二中书省条下注：“（武则）天光宅元年（684），改中书省曰凤阁”。隋唐时撰拟诏诰之长官。诜年轻时便好方术之学。有一天，他至凤阁侍郎刘祎之家拜访，见到了武则天赐给刘祎之的黄金，对其说：“这是药用之金，如用火烧，便有五色气出现”。刘伟之一试，果然如此。武则天得知此事之后，很不高兴，因此外放其为台州（今浙江台州市）司马。隋唐州府佐吏有司马一人，位在别驾、长吏之下。后又累迁为春官侍郎等。唐睿宗为天子时，召充侍读。长安年中（701-704），为同州（今陕西省大荔县）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唐宋官名，光禄大夫加银印青绶称银青光禄大夫，唐为三品文阶官，只用于封赠，而非实官。神龙初（705-707）致仕（退休），回到伊阳山（位于今河嵩县）中宅第，专心研究药物食疗之方。孟诜虽年事已高，但志力如同壮年，经常对其亲友说：“如要修身养性，保身体健康，必须善言莫离口，良药莫离手”。唐睿宗即位以后，又召其至京城，欲重新起用，但孟诜托词年老，固辞不肯。景云二年（711），诏赐锦帛一百缎，又令每年春秋二时给羊酒糜粥等。开元初（713-714），河南尹毕构以诜有古人之风，改其以前的居所为子平里。考毕构其人，河南偃师（今河南偃师）人。神龙初（705-707），累迁中书舍人。景云初（710-711），召拜左御史大夫，转陕州（今河南陕县）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后授益州（今四川德阳）大都督府长史，兼充剑南道按察使。唐玄宗即位后，拜河南尹，迁户部尚书，开元四年（716）卒。事见《旧唐书》卷一百、《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八本转。毕构以孟诜有古人之风，改其前居为子平里，可见毕构对孟诜之敬重。孟、毕为同时代人，或许他们以前就是好友。后不久诜卒，终年九十三岁。史载孟诜居官，“好勾剥为政，虽繁而理”，还撰有《家》、《祭祀》各一卷，《丧服要》二卷，《补养方》、《必效方》各三卷等。

上为《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一《名伎传》对孟诜的一段记载。《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六《隐逸传》也为孟诜立传，内容与《旧唐书》大同，但未载孟诜所撰著作等事。《旧唐书》卷四十七《经籍志》下载《补养方》三卷、《孟氏必效方》十卷，下皆明记为孟诜撰。

《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二《孟诜丧服正要》二卷；《孟诜食疗本草》三卷。可见，孟诜的这些著作，当时就得到了史学家的重视。

孟诜交游甚广，且多为当时社会名流。《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方伎传?孙思邈传》载：（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孙思邈）辞疾请归，特赐良马，及鄱阳公主邑司以居焉。当时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诜、卢照邻等，执师资之礼以事焉。

《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六《隐逸?孙思邈传》亦载：（孙）思邈于阳阴、推步、医药无不善，孟诜、卢照邻等师事之。

由此可见，孟诜曾尊被后世称为“药王”的孙思邈为师。其还与宋之问、卢照邻被称为“当时知名之士”。宋令文其人，同样有迹可寻。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吐蕃传》上载：仪凤四年（679），（吐蕃）赞普卒。其子器弩悉弄嗣位，复号赞普，时年八岁，……遣其大臣论寒调傍来告丧，且请和。高宗遣郎将宋令文入蕃会葬。

同书卷五《高宗纪》下载：（调露元年（679）冬十月癸亥）吐蕃文成公主遣其大臣论寒调傍来告丧，请和亲，不许。遣郎将宋令文使吐蕃，会赞普之葬。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文苑》中载：“宋之问，虢州弘农（今河南灵宝）人。父（宋）令文，有勇力，而工书，善属文。高宗时，为左骁卫郎将、东台详正学士。”《新唐书》卷二百零二《文艺》中载：“宋之问，字延清，一名少连，汾州人。父令文，高宗时为台东详正学士。……初，之问父令文，富文辞，且工书，有力绝人，世称‘三绝’。都下有牛善触，人莫敢婴，令文直往拔取角，折其颈杀之。既之问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骄勇闻，之孙精草隶，世谓皆得父一绝。”由此可见，宋令文这样文武双全的人物，难怪当时朝廷委其以出使吐蕃的重任。

《旧唐书》卷四十七《经籍志》下，《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四均载有《宋令文集》十卷。可见，其当时还有著作流传于世。

卢照邻，字升之，幽州范阳（今河北大兴）人。年少即爱《苍》、《雅》，博学而善属文。曾任新都尉等官。后因染风疾去官，处太白山中，以服饵为事。《新唐书》本传谓其“得方士率明膏饵之，会父丧，号呕，丹辄出，由是疾益甚。”后又徙具茨山，著《释疾文》、《五悲文》等。颇有骚人之风，甚为文士所重。后因不忍病痛，投颖水而死，时年四十。《新唐书》还说其“疏颖水周舍，复豫为墓，偃卧其中”。“以其为高宗时臣，而尊儒教；武则天崇尚法家，他又独尊黄老之学。由此看来，其还不是一个单纯的诗人，他在政治上不满武则天的统治，便采取极为消极的态度对抗。卢照邻也师事孙思邈，但长期服饵丹药，四十而不忍病痛，投水而死。而孟诜重视食疗养生，享年九十三岁。（详见下文）同在一师门下，差别竟然如此”。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文苑》上、《新唐书》卷二百零一《文艺》上皆为卢照邻立传，并载其有文集二十卷留世。《卢照邻文集》（又称《幽忧子集》）、《卢升之集》今传，《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唐十二名家诗》、《四部备要?集部》、《四部丛刊?集部》等书均有收录。以上所考宋令文、卢照邻与孟诜一起被称作“当时知名之士”。

《新唐书》卷一百零七《赵元传》又载：（赵）元少负志略，又好辩论。来游洛阳，士争慕响，来造访者，皆缙绅之流。武则天将要称制，元恐其不容，调宜禄县（今陕西省长武县）尉。到职之后，非公事不言，弹琴配药，有隐士之风。自负才学，位不相配。年四十九即卒。其友人魏元忠、孟诜、宋之问、崔琚共谥赵元为“昭夷先生”。这里，孟诜又同魏元忠、宋之问、崔琚等人一同出现，而上述人物，皆为武后时期的重臣。

魏元忠，《旧唐书》卷九十二、《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二有传，宋州宋城（今河南商丘）人，先后为武后、中宗两朝重臣。武后平徐敬业之乱，魏元忠监军，圣历二年（699），擢拜凤阁侍郎、同凤阁銮台平章事，检校并州（今山西）长史，未几，加银青光禄大夫，迁左肃政台御史大夫，兼检校洛州长吏，政号清严。长安中（701-704），相王为并州元帅，元忠为副。其在武后时，多次遭周兴、来俊臣等陷害，临刑而神色如常。中宗即位后授卫尉卿、同中书同下三品。不久，又迁兵部尚书，知政事如故。晚年遭贬谪，至涪陵（今四川涪陵）而卒，年七十余。

宋之问，可见《旧唐书》卷一百九十、《新唐书》卷二百零二本传，虢州弘农人。即上文提到的宋令文的儿子，史载其有勇力，而工书，善属文。弱冠知名，尤善五言诗，当时无能出其右者。又从武则天游洛阳的龙门，以诗文而得赏锦袍。还曾参与了《三教珠英》的编纂。中宗时增置修文学馆学士，择朝中文学之士，宋之问当选，引以为荣。睿宗即位后，因其曾附张易之、武三思等罪，配徙钦州。先天中（712-713），赐死于徙所。之问被流放期间，途经江、岭，有感而发，成诗为篇，传布远近。其友武平一为之纂集，成十卷，流传于世。《宋之问集》至今仍存，其中主要集其诗作，是初唐最有实力的诗人之一。其诗作见《四部丛刊集编?集部》从以上可知，孟诜与宋令文、宋之问父子两代均有交往。

崔琚，博陵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其父崔玄伟，武则天时官至中书令，封博陵郡公。撰《行己要范》、《友义传》各十卷，《义士传》十五卷，训注《文馆辞林策》二十卷等。崔琚本人以文学知名当时，官历中书舍人、礼部侍郎等。事附《旧唐书》卷九十一《崔玄伟传》、《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崔玄伟传》又谓“（崔）琚，亦有文。开元二年（714）诏：‘（崔）玄伟、（张）柬之，神龙（705-707）之初，保义王室，奸臣忌焉，谪殁荒海，流落变迁，感激忠义。宜以玄伟子（崔）琚、柬之孙毖，并为朝散大夫。’琚终礼部侍郎。”崔琚的儿子崔涣，亦博综经术，长于议论。肃宗时迁吏部侍郎、集贤院侍制等。代宗时因不与宰相元载同流，被贬为道州（今湖南）刺史。其子崔纵曾为卞西水陆运、两税、盐铁使。《新唐书》卷一百二十有传。魏晋南北朝时期，博陵崔氏，世为巨姓，唐初仍根深荫广。以上三人均为赵元的朋友，赵元卒后，共议谥赵元为“昭夷先生”。

最后，我们还必须提及本文一开始就提到的刘祎之，孟诜至刘祎之家，看到了武则天赐给刘的黄金，以其经验，说了那句令武则天生气的话。此刘祎之，亦见于史传。

两唐书皆说其为常州晋陵（今江苏武进）人。与孟利贞、高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藻知名，时人号为“刘、孟、高、郭”。唐高宗上元中（674-676），召入禁中，与著作郎元万顷、左史范履冰等共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凡千余卷。又密令参与政要，以分宰相之权，时人谓之“北门学士”。仪凤二年（677），转朝议大夫、中书侍郎等。后因不满武则天临朝称制，又被人诬陷，而被赐死于家，年五十七岁。睿宗即位后，追赠中书令。有文集七十卷传于世。其事详见《旧唐书》卷八十七、《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七本传。

从孟诜与上述人物交往的事迹可知，孟诜当时不但社会地位很高，而且影响也很大，所以被称作“当时知名之士”。这样，他受请作《大周泾州大云寺舍利之函总一十四粒》铭就很好理解了。泾州当时是畿辅之地，是丝绸之路由关中北上的第一大站。北朝以来这里佛教即很兴盛，至今还保留有国保单位北魏时开凿的南石窟寺和王母宫石窟寺等等。隋文帝分舍利建塔，泾州即被选中。孟诜所作《舍利函》铭即此（详见另文）。两唐书虽未载孟诜在泾州之事，但察其事迹，其可能在泾州作过官，或因其他事情到过泾州。因《舍利函》铭第十一行所记有“维那出法言于司马孟诜”等文可以佐证。此句话中“维那”之“维”，即纲维，为统摄僧众之意；“那”，即梵文“羯摩陀那”之略译，意译为“授事”，汉梵并举曰“维那”，亦称“都维那”，也译作“悦众”、“寺护”等。十六国北朝以后，成了僧官的名称。北魏立沙门统为最高僧官，维那副之。隋朝因之。后“维那”亦为寺院“三纲”之一，主管僧众庶务，位于上座、寺主之下。《百丈清规》卷四载：“维那（意为统摄）众僧，曲尽调摄，堂僧挂搭，辨度牒真伪，众有争竞遗失，为辨和会，戒腊资次，床历图帐，凡僧学内外，无不掌之。”可见维那在寺院中主管的事物是相当庞杂的。“出法”应是这位担任维那僧人的法名。由此可知，当时担任泾州大云寺维那的出法，把大云寺“古塔余基”及藏有舍利的情况报告给了孟诜。孟诜经过一番思考之后，写了此铭。

两唐书虽载孟诜撰有《家》一卷、《祭祀》一卷、《丧服要》二卷（《新唐书》作《丧服正要》）、《补养方》三卷、《必效方》三卷、《食疗本草》三卷著作六种，但多不存。唯《食疗本草》部分今存。

《食疗本草》是一部食治本草专著，是对唐以前食疗药物及食治验方的系统总结，惜原书早佚。《旧唐书?孟诜传》及《新唐书?艺文志》都载此书为孟诜所著。惜其书早佚。宋《嘉裕本草》所引书中刻有此书，其文曰：“《食疗本草》唐同州刺史孟诜撰，张鼎补其不足者八十九种，并为二百二十七条，凡三卷。张鼎为唐开元间（713-7741）道士，兼通医术。《宋史?艺文志》载有“《吾玄子安神养生方》一卷，张鼎撰。”“吾玄子”应为张鼎道号。《食疗本草》成书之后，流传了四百多年，最早引其书的是陈藏在开元二十七年（739）所著的《本草拾遗》，其后还见于日本的《医心方》（984），北宋的《嘉裕本草》（1061），南宋的《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简称《证类本草》）（1249）。《宋史?艺文志》、郑樵《通志》均录此书，但两者所记卷数不同，前者载六卷，后者却载五卷。至《补元史?艺文志》及《明史?艺文志》时，此书已不见著录。可知，此书的逸佚大约在宋末元初之时。明李时珍作《本草纲目》用古代医书甚多，但未列《食疗本草》，然其从《证类本草》转引《食疗本草》多条。

由于《本草拾遗》和《嘉裕本草》早佚，后人只能从《医心方》及《证类本草》中窥知《食疗本草》的一些佚文。使人惊喜的是清朝末年在敦煌莫高窟藏洞中又发现了唐人抄写的《食疗本草》残卷。然而，此珍贵的写本为斯坦因窃去，现藏大英博物馆，编号为S.0076号。1924年，罗振玉根据日本人的相片，将此件编入《敦煌石室碎金》一书。1931年，范凤源又将日本人中尾万三整理的《食疗本草》辑本，以《敦煌石室方本草》为名，由大东书局铅印发行。1984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谢海洲、马继兴等根据敦煌残卷及《医心方》、《证类本草》编写的全书辑校本。

敦煌发现的《食疗本草》残卷，前残后缺，后书题名。王国维、唐兰等将其与《证类本草》对校，确认为孟诜所撰《食疗本草》。这样一来，孟诜的这部珍贵的著作才又展现在了世人的面前。

敦煌所出孟诜《食疗本草》残卷137行，每行20余字，共2774字，收药26味，朱墨分书。药名朱书于首，右下以小字注明药性（温、平、寒、冷四种），不注药味。下述该药的主治、功效、服食宜忌、单方验方，部分药物还记述了采集、修治、地域差别及生活用途等。如“木瓜条”介绍木瓜性温、主治霍乱，涩痹风气……。又谓“脐下绞痛，可以用木瓜一片，桑叶七枚，大枣三个中破，以水二大升，煮取半大升，顿腹之即差。”等等。总之，敦煌所出《食疗本草》，不但是我国古代研究研究医药学的重要资料，同时也是研究孟诜这个人物不可多得的史料。

两唐书虽列孟诜为方伎或隐逸传，但并未提及孟诜与佛教有关系，考查其一生行为似乎与道家关系更为密切。武则天大兴佛教，作为大臣的孟诜，不可能与佛教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史简缺载而已。然孟诜之孙孟简却与佛教关系甚密。《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三《孟简传》载：“孟简，字几道，平昌（今山东安丘）人。天后时同州（今陕西省大荔）刺史孟诜之孙……元和四年（809），超拜谏议大夫，知轨事。简明于内典，就礼泉佛寺翻译《大乘本生心地观经》，简最善其理。”……简性俊拔尚义，早岁交友先殁者，视其孤，每厚于周恤，议者以为有前辈之风。然溺于浮图之教（佛教），为儒曹所诮。”《新唐书》卷一百六十本传也谓孟简“晚路殊躁急，佞佛过甚，为时所诮。”孟简如此佞佛，可能是受了先祖影响，孟诜作《大周泾州大云寺舍利之函总一十四粒》铭文并非偶然作为。

继《<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的作者孟诜及其事迹》一文后，杜斗城教授又有《<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跋》一文发表，刊登于2005年第4期《敦煌学辑刊》。其摘要称，该文“运用史料类比研究的方法，考订出两唐书记载的孟诜与《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的作者及敦煌本《食疗本草》作者为同一人。又从武周时期的崇佛。孟诜之孙孟简的佞佛等方面证明了孟诜与佛教的密切关系。”文末附《大周泾川大云寺舍利之函总一十四粒》分行释文并校注，且有“作者附记”称：“本文完成于 2003年 10月,本次刊布前曾作为泾川县政协‘重建大云寺博物馆’工程参考资料；主要观点还曾被中央电视台 《国宝档案 》之 《泾川舍利石函 》所引用。”

上述两文的发表，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相关研究论文纷纷面世，譬如《陇右文博》2012年第1期刘志华、王明珠《<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校注》并2016年第6期《考古》杂志赵超、邱亮《甘肃泾川大云寺舍利石函铭与佛教塔基考古研究》等。尤赵超、邱亮《甘肃泾川大云寺舍利石函铭与佛教塔基考古研究》指出：“这次发现的石函与券室是中国佛教舍利瘗埋制度研究的重要材料，也是当时存世时代最早的舍利石函实物。但是由于时处‘文化大革命’前夕，特殊的历史环境造成该项发现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更没有进行相关的考古发掘和探查。这件舍利石函四个侧面刻有近千字的长篇铭文，是现存中国古代舍利函铭中最长的一篇，为唐代著名文人孟诜撰写，里面包含了众多重要信息。据说郭沫若在1971年看到这次出土的金棺银椁时曾指出‘舍利石函，贵在石函’。但是这件石函铭也一直没有正确的释文与深入的解读。长期以来对泾川出土石函及舍利的考证研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错释与误读，并引申出一些错误的推论。2005年，杜斗成先生曾撰文考证石函铭并作了新的释文。但是这一释文中仍然存在释读错误，对石函铭反映出的原舍利出土与再次瘗埋情况也没有解释清楚。有鉴于此，我们对该件石函铭重新作了释文与标点，就其涉及到的中国佛教塔基考古研究等有关问题进行说明。”

《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的作者孟诜是汝州人，值得汝州骄傲。尤该铭的发现，对汝州深入了解和研究孟诜大有裨益。今仍以杜斗城教授释文为准，凡遇赵超、邱亮《甘肃泾川大云寺舍利石函铭与佛教塔基考古研究》中所指出的错讹字，均在该字有加（）注记之。

附带说明几点：一、杜斗城教授并赵超、邱亮所作《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释文皆为简体字，径录不改。二、赵超、邱亮《甘肃泾川大云寺舍利石函铭与佛教塔基考古研究》中对石函铭的断句本文未作显示，有研究需要者可查询其原文。三。《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释文亦见录于《全唐文补遗（第一辑）》（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

——汝州杨占营

大周泾州大云寺舍利之函总一十四粒

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

朝散大夫行司马平昌孟诜撰┃

若夫能仁幽赞1，沿圣敬以开祥┃。妙善冥扶，徇贞明而效彩。故难┃思钜相形于广济之辰，希有殊┃姿，显自总持之运2，恭惟瑞景，允┃应慈猷者焉（为）。爰有古塔遗（余）基┃3，在兹寺之右，高惟及仞，袤劣无┃常，壤甓既零，榛芜遂积。建葺之┃始，访耆颜而靡详，光影之奇，在┃休辰而屡警。维那（正）法言于司┃马孟诜4，以为伊昔拘夷，爰分舍┃利5，甫覃八国，俄遍十方6。斯阯腾┃辉，必是遗好7，每将穿究，苦乏资┃力。詵谓之曰：自香薪既燎，珍塔┃具修，理契则通，道符乃应。当今┃圆常摄运，方等装期，阐持线之┃微言，赞结绳之景化，融之以慧┃晷，润之以慈云，行使家励四勤┃，人弘五力，诸佛现喜，幽瑞腾光┃，彩发散身，复何疑也。勉加开显┃，当申资助，于是庀徒具锤（锸），揆势┃施功，言未倍寻，便臻藏所，遂开┃砖室，爰得石函8，中有瑠璃瓶舍┃利十四粒9。詵与长史济北史藏┃诸安定县令颍川陈燕客，并当┃寺徒众，俱时瞻奉。法公严持香┃水10，诚祈就浴，倒瓶佇（贮）降，虚器匪┃延，合众惊嗟，咸沮情望。既而言┃曰：接神在敬，奉觉以诚，兹理或┃睽，冥应自阻。愿众等少湔意垢┃，暂校（抆）情尘，注仰内专，虔恭外肃┃。同申懺（忏）露，共取感通。于是言既┃逗机，人皆励欵（款），进力坚猛，谛受┃精严，复写兹瓶，方下神粒。于函┃之侧，仍勒铭云┃：神皇圣帝11，地同天合，星拱辰居┃，川潮海纳，伟哉┃！睿后显号，著于铭刊镌（铄）矣！康┃期景度，载于冥纪，乘变之机不┃测，先物之軏（轨）难寻，彰妙本之宿┃圆，证善权之今发。舍天形而演┃庆，彩叶大云；怀地品以宣慈，化┃敷甘露。岂与夫风君絙瑟，火辟┃轸琴。黄祁（祚）出（正）名丹，灵则（酬）□大诰┃，其冲兴校哉（我），神通者哉。昔八┃万四千，育王起光明之塔12；三十┃六亿护量载（首楞栽）平等之龛，乃睠规┃模，敢忘修措。爰从大周延载元┃年岁次甲午七月癸未朔十五┃日己亥13，迁于佛殿之下，崇┃圣福焉。广厦清冷（泠），曾轩肃穆，基┃侔象戴，隧拟龙缄，采涅槃之旧┃仪14，道宴坐之遗则15，空（香）说法而为┃盖，花韫觉以成台。若诸天之赴┃临，疑列仙之降卫。夫以炎祁递┃运，流峙或移，不茂委于琱镌，讵┃永宣乎殊妙，式诠斯祐（祜），用刊于┃侧。庶乎宸微亹亹（疊疊），与僧伽而┃永存16，灵彩昭昭，历遐劫而常现┃。重（廼）宣睿感，乃作铭云┃：

满月为容，攒曦表相，一音攸述┃，万法斯亮，鹤林迁暎，龙步韬威┃，芳薪罢焫，构璅凝晖，五分余函（王）┃，千龄翔陞（圣），骈陛慧彩，允□┃慈政，雪龛曩饰，月殿新封。昔悲┃双树17，今栖四松，念□难留，□□┃不测，愿言景□，长辉太极┃。

中散大夫使持节泾州诸军事守泾州┃刺史上骑都尉源修业18┃

朝散大夫前沙州长史博陵崔璩┃

奉义郎行录事参军卢元纲，参军韦晋┃

通直郎行司功参军事寇基亮┃

宣义郎行司户参军李恁，博士郑元礼┃

奉义郎行司仓参军独孤思礼┃

通直郎行司法参军张景略、郝师式┃

参军张守范，参军皇甫【言十充】（说），王僧言┃

豳州宜禄县尉检校营使汲人赵贞固书┃

定远将军守左卫泾阳府折冲都尉┃宣义郎行许州长社县尉窦少绎（铎）┃，征事郎行安定县尉窦少微┃，参议郎行同州参军姜昕┃，泾阳府右果毅游骑将军薛智静┃，通直郎泾阳府长史赵思一┃，登仕郎行泾州录事董玄挺┃，僧大量、僧行恭、僧悟寂、惠觉┃，上座复礼、除疑、崇道、无着┃，寺主志筠、处寂、僧嘉、庆小、罗汉，僧广法、譓严、师叡、道寂

校注：

1.能仁：释迦牟尼的意译。《修行本起经》卷上曰：“汝却后当 得作佛,名释迦文(释迦牟尼的别译),汉言能仁。”“能仁菩萨 (指释迦未成佛之前 ),承事锭光 (过去佛名 ),至于泥洹 (涅槃的别译 ),奉戒清净 ”。

2.总持：陀罗尼的意译。陀罗尼,又译作“咒”,意即能总摄意持无量佛法而不忘失之念慧力,实即是一种记忆术。

3.古塔遗基：指大云寺古塔。

4.维那法：维那,寺院 “三纲 ”之一,主管僧众庶务,位在上座、寺主之下。法,应为此维那的法名,详见上文。（录者添注：“”，武则天所造“正”字。）

5.拘夷：又作拘尸那等。意译上茅城,中印度都城或国名。佛教传说释迦牟尼涅槃于此地。

6.甫覃八国,俄遍十方：甫,开始之意；覃,长延之意。佛教相传,释迦牟尼涅槃火焚之后,当时有八个国家的国王率军前来争夺舍利,各自在其国建塔供养。此句话是说,自八王分舍利开始,舍利便流布十方了。

7.遗好：此指舍利。

8.遂开砖室,爰得石函：是说打开了大云寺塔下砖砌的地宫,得到了藏舍利的石函。

9.琉璃瓶：即玻璃瓶,佛经中多有玻璃称琉璃者。此瓶今存。

10.法公严：“公”为敬称。“法严 ”僧人名。

11.神皇圣帝：此应指武则天。

12.佛教谓阿育王 (古印度孔雀王朝时期国王 )皈依佛教之后,大兴佛寺,到处建立塔寺,奉安舍利,供养僧众。据《善见律毗婆娑》卷一载：由于阿育王所统领之国,有八万四千,王诏诸国,各建佛寺,共八万四千佛寺与八万四千塔。又据 《阿育王传 》卷一等载：阿育王取阿阇世王所埋舍利,造八万四千宝箧,一箧盛一舍利,复造八万四千宝盖,八万四千疋綵,建八万四千宝塔。中国高僧法显及玄奘在其著作《法显传》及《大唐西域记 》中亦提到此事,并声称他们在西游印度时曾亲眼目睹了当时还存在的阿育王塔 (窣堵波 )。“八万四 千”,实际上是古印度形容数字较多的量词,如无量寿佛有八万四千相好；凡夫有八万四千病；众生有八万四千尘劳；地狱有八万四千苦处；佛有八万四千教法等等,实际上阿育王不可能建如此多的塔。此处谓泾州大云寺塔也为“阿育王塔”。

13.大周延载元年：武则天改唐为周,称大周。延载元年,即公元 694年。

14.涅槃：即佛灭。

15.宴坐：也作燕坐,即结跏趺禅定坐。

16.僧伽：即僧团。

17.双树：佛教谓释迦涅槃于拘尸那揭罗城外娑罗双树间。其中一树因悲伤而惨然变白、枯萎,另一树尚存。故双树亦称非枯非荣树,又因枯树呈白色,为鹤林貌,亦称鹤林。

18.《新唐书 》卷75上《宰相世系表五 》载：“源修业,泾州刺史”。

注释：

① 《新唐书·百官志二 》中书省条下注：“光宅元年 (684),改中书省曰凤阁,中书令曰内史。”是隋唐时撰拟诏诰之专官。详见 《新唐书 》,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 1121页。

②隋唐州府佐吏有司马一人,位在别驾、长史之下。

③唐宋官名,光禄大夫加银印青绶称银青光禄大夫,唐为三品文阶官,只用于封赠,而非实官。